日本為何死不認錯

8:55pm, Wed 4 May 2005

崔少明先生於04-08-23刊於信報的『日本為何死不認錯』一文全文。

04-08-23
前天香港的乒乓球運動員在奧運首奪獎牌，但周四中國人的另一個戰果，給了我們另一種啟示。奧運七十八公斤級女子柔道的中日決戰，重演了周前足球亞洲杯決賽的戰果。

面對世界三連冠但比她矮半個頭的阿武教子，中國的劉霞一直穩守。但由於積分落後，用劉的話說：「我看時間不多了，想把分撈回來，反而被她抓住了機會」反身摔倒，錯過金牌。

這次日方並未像在足球場上那樣出術。用劉霞教練的話說：阿武「確實比較強」。

文化心理尋根溯源

內地球迷因為日本隊在龍門施「橫手」奪杯而衝擊日人，不僅為四年後的北京奧運增添麻煩，更適值一年一度的廣島、長崎原爆紀念日，予對方賊喊捉賊的藉口。

本來就有日人利用西方人反核而對日本當年的侵略缺乏切膚之痛，想把自己由二戰的加害人反過來變成受害人，現在更趁機把本身篡改歷史的專利轉賬給中國，說事件是因為中國對國民散播對日的仇恨，要求中國修改歷史教科書。女外相「順應」民意，稱將與華交涉。

日本作為經濟第二大國，一直想恢復大國的光榮。這次不惜打破禁忌出兵海外，就是看準布殊亟需盟國支持其攻打伊拉克，以換取美國投桃報李，特別是支持其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。

意料中，戰後把日本帶大的美國說，只要日本修改憲法第九條不武裝、不參戰的條文，符合常任理事國的資格，美國對日本的願望「沒有意見」。若此，日本修憲和重新武裝，主要的「障礙」只是中、韓這兩個日本當年侵略最大的受害者。

就中國的憂慮，西歐各國沒有美國對日的私利，相對比較理解。但是否支持，還看我們的說服力。中國有實力，在國際上有人緣，但面對有關問題時，官方只懂得用「遺憾」的外交辭令搪塞；民間則紅著眼揮拳，令日本看上去更像受害者。這次球迷的盲動只要使歐洲人想起一百年前的義和團，中國所輸的就不只是足球錦標而已。

針對軍國主義，我們除了團結當年亞洲的受害人，還要從根源上去深究、用猶太人追究納粹的人文深度去發揮感染力，才可望改變日人的心理，使其自動放棄復辟。

有兩本日人探討這方面心理的著作可供參考：吉田裕的學術著作《日本人的戰爭觀》（新華出版社，○○年）；野田正彰訪問侵華日軍的《戰爭與罪責》（崑崙出版社，○四年七月；原文九八年東京岩波書店出版）。

上述兩書獲中國出版中譯本，不用說傾向承認戰爭責任。岩波在魯迅年代就是中國人的朋友。前一書收錄了對日人心態的民調，但內容枯\燥、文句囉囌。後一書通過真人真事說明日人的心態，可讀性較高。

日本當年的侵略目的是經濟性的：一個資源貧乏的群島效法歐洲列強，向外掠奪資源和市場，但背後並非完全沒有納粹那種民族優越感。今天政治正確的社會把平等當作理所當然，不敢面對令人產生優越感的物質基礎。但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後，日本不流血地轉化為亞洲唯一的現代強國，與大而無當、任人魚肉的中國形成鮮明的對照。日人因此自視為救星，使亞洲人「脫歐入亞」—從白人手裏「解放」出來，在其領導下建立「大東亞新秩序」。至今仍有日人覺得，當年因此而加速了亞洲殖民地的獨立，功\不可沒。

六十年後，日人當年的優越感已通過消費產品、大眾文化和社會秩序，內化為我們的感情。今天的年輕人即使知道日本昔日的暴行，也不會稍減他們對Hello Kitty的熱愛，反會覺得老一輩的觀念過於狹隘。隨著後者離世、記憶淡出，想維持對軍國主義的警惕，須用幾米式的訴求代替義憤填膺的控訴。要消除日本優越感的物質基礎，中國除了要富起來，更要大力提升文明和國民素質。

冷戰後果罪在美國

日本對二戰的責任，基本上是個人願意認錯甚至賠償，但在國家層次上則抗拒。除了擔心索償不絕，也是出於文化因素。猶太人至今「Holocaust」（大屠殺）一詞不離口、仍在追討納粹的舊賬。但德國人絕不敢說猶太人煽動反德情緒，更不敢因為擔心賠償而卸責。原因相信是有基督教傳統，相信在上帝面前，人皆有罪，但認罪就能獲得赦免，不認罪就要下地獄。因此，德國人認罪沒有心障。

　　但在日本的神道裏，天皇帶有神的性質。他作為日軍統帥，若承認軍隊有罪，不但自己要接受國際審判，更等於承認「神」也有錯，令以神道－天皇為核心的日本信仰系統面臨崩潰。美國在戰後佔領日本期間，為了借助既有的權威穩定社會，刻意維護天皇。戰後的新憲法雖然否定了天皇的神性，但天皇仍然不可能認錯，最多是表示遺憾。

次之的障礙是武士道文化。武士不怕死，只怕羞恥，對自己人可以認錯、剖腹，但很難對外人低頭。戰後，武士道的好戰精神縱被否定，但愚忠仍被視為高尚的情操。故首相到神社參拜侵略戰爭的「戰歿\者」，有若中國人祭祖，純屬對先人表示尊重。至於先人所盡的忠是否犯罪，首相會詭辯說，那不是他參拜的原意。

民調也發現，日人雖然為侵略而內疚，但為了使自己在心理上好過些，認為當年出兵是「不得已」，即為了「開飯」而被迫走險。

除了文化因素，造成目前的後遺症，責在美國。英、法在戰後忙於重建，在戰爭中受日本之害也較輕，故在對日問題上由美國說了算。但二戰末期，由德國被分割為敵對的東、西兩半即可知，美、蘇已由盟友變成冤家。在資本主義陣營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冷戰布局下，美國由防止日本重新武裝變成扶植日本以圍堵蘇聯及中國。

美國藉著獨家佔領日本之便，先是在戰爭的責任上用軍方做替死鬼，放過天皇、財閥。次之是在東京的戰犯審判上盡可能釋放嫌犯；接著通過《舊金山對日和約》，促使亞洲新近獨立的弱國放棄對日索償。當時韓戰正酣，中國雖然是戰勝國，但海峽兩岸都未能充分表達對日的要求。曾被日本殖民的南北韓作為韓戰事主，意見更被忽略。日本幾乎無須付代價就過了關。

想當大國的日本為了緩和中、韓的阻力，近年模糊地承認責任、最小限度地道歉，但堅拒索償。中韓不為所動，但要改變日人的態度還須知日，純憑義憤無補於事。

崔少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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